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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当年 再出发 | 林真意:公司改制打开了我人生另一扇门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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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真意(1944— ),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,上海多纶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。

1965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,从事科研工作40多年,其间参与上海国企改制具体工作。

    为适应形势需要,我所在的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,于2004年年底顺利完成改制,从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。

    从国企变为民企,这不仅仅是体制机制的转变,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。改制后,我连续担任两届新公司董事长,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起,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在继承国有企业精细管理的基础上,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,建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各种内控制度,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。改制至今,公司已获得6项(其中2项为A级)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,国家授权发明专利近40项。公司不仅在经济上获利,员工收入也不断提高,而且公司的“无形资产”也大大提升了。

  参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这段经历,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。

  一、花甲之年再创业

  1965年,我从华东化工学院(现华东理工大学)有机系制药专业毕业后,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二厂“维生素B4”车间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将搞技术视为“白专”,知识分子被视为“臭老九”。但我并未放弃科研工作,我研发成功的维生素B4生产工艺,获得重庆市科技大会科技奖,并被沿用至今。

 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,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那年,全国科技大会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我从重庆调至上海石化总厂研究院担任油剂室副主任。之后,我参加了表面活性剂、合成纤维油剂及农用薄膜防雾滴剂等多个项目的研发和生产,从查资料到做实验,从车间设计、现场设备安装到生产操作,各个环节我都参与了。虽然多次因公受伤,甚至有时因过度劳累,晕倒在车间里,但我从未退缩,始终坚持在科研、生产一线。从重庆到上海几十年的科研生产经历,使我熟悉产品设计和车间操作的各个环节,让我终身受益,并为我从事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。

  2004年,我年满60岁。随着国有体制改革,我人生中的另一扇门缓缓打开。当年,根据上级安排,我所在的单位被列为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,被改制成为上海多纶化工有限公司,脱离了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,完全依靠自己养活自己。花甲之年再创业,当时还是很少见的。

  从国企变成民企,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。对员工来说,在国企里待惯了,从“旱涝保收”变为“自力更生”,思想上一时难以适应。一些职工年届退休,不愿参与改制,要求退股离职。当时,我们决定满足职工要求,该退的钱一定要退,所缺的钱款由董事会成员总共凑了100多万元补上,我还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十万元。我放弃节假日休息,做员工思想工作。最终,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于2004年年底顺利完成改制工作。

  公司建立之初,经过争取,原来上海石化的集体宿舍被保留了下来,提供给单身职工居住;厂房的土地通过租赁方式,继续让我们使用,先把人心稳定下来。

  我们对公司组织架构和奖励制度方面,进行了探索,既参照了国企的精细化、规范化管理,也结合了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;参照了上海石化在环保、安全、消防方面的举措,与后者做到完全一致,实现安全工作没有盲区,顺利地一次性通过金山区相关部门的检查。在激励、奖励机制方面,我们采用了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,实行多劳多得,奖励对公司发展有贡献的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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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年11月,林真意代表企业到贵州毕节赫章扶贫-现场指导农膜大棚喷涂式流滴剂的使用

  在吸引人才方面,我一直认为,要站在人才角度,进行换位思考。我因在企业和科研单位都待过,经常和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年轻人交流,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。和以前我们“福利分房”的年代相比,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普遍较大,我们作为老一辈人,要体谅他们的感受,理解他们的想法,不应一味责怪他们看重经济回报,用旧观念来衡量他们。

  和政府机关、大型国企、大型民企相比,对于年轻人来说,我们这类小型民企,吸引力有限,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更好条件,来留住员工,让员工觉得生活上有保障、职位上有提升空间,要通过一系列激励制度,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,让他们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  二、倒逼出来的创新

  和大单位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不同,在我们这种小单位,员工可以参与很多事务。我常常和公司的年轻人说,你们的工作空间非常广阔,可以放手去做很多事情,而且产品在小试、中试这阶段都有奖励,实现产业化后奖励更多,还能提成。这让他们觉得,只要努力工作就有奔头。

  在企业经营方面,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产品以外,还一直关注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及其申报程序。以前在国企的时候,科研经费靠国家划拨,而民企则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及其后,公司连续14年成功申报并获得了市高新技术企业,还获得市小巨人企业、市高新特精企业及市专利试点企业等荣誉称号。

  要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不那么容易,需要企业达到一定条件。很多扶持政策都有这个要符合、那个要符合的“条框”要求,需要我们不懈努力,这也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。比如,申报市高新技术企业,要求公司拥有数个发明专利,我们就需要去搞科研,重视知识产权保护,对“自主”技术及时申报有关专利;又如,申报市小巨人企业,要求公司连续三年的销售额或利润增长20%等,我们就需要去增长业务、去库存、降成本;再如,申报市高新特精企业,要求公司在制度上要规范,我们就需要去完善相应的规章管理制度等。

  可以说,很多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就是这样倒逼出来的。

  三、科研要为产业化服务

  作为管理人员,我始终牢牢记着“企业的科研工作必须为产业化服务”。在理念上,要认准“科研”与“产业化”密不可分,科研成果不能产业化,就无法体现其价值,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科技成果。当然,我们在搞科研工作时,必须尊重规律,发挥团队精神,既要创新务实,又要耐得住寂寞,避免急功近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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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年,林真意与市政协委员陈建华在试验室开展课题研究,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路

  对科研项目立项前,我们会全面查询“准备立项”项目的国内外现状、竞争对手状况,并经充分论证,确定符合国情(包括市场需求、原材料供应、设备定制)的生产路线。在进行具体研究时,我们根据产业化要求,小试阶段就适当放宽实验条件,逐步选用工业级原材料来做研究,为产业化时降低生产成本打下基础。同时,在科研过程中,充分借助华东理工大学、上海石科院等的人才优势和分析测试条件,开展产学研合作,使我们的科研成果(含专利)转化率达到93.6%,更好地实现了产业化。

  现在我已退出领导岗位。我们这一代人,在工作时讲究稳步上升,不太习惯“大踏步走”。公司想要进一步发展,就需要让有魄力的年轻人接班,冲出去、大胆闯。当然,我对公司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,故继续担任公司的总工程师,为公司做些有益的事情。

  四、为中小企业发展鼓与呼

    我曾连续担任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届的上海市政协委员。在此期间,我克服单位行政工作繁忙、科研任务繁重等困难,积极参政议政,提交了近50件提案及社情民意信息,很多建言得到采纳落实。

  除围绕国家大事、国计民生建言献策外,我还结合本职工作,围绕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建言。在2008年的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,我作为第一提案人,与另外7名市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,呼吁政府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。这件提案提了9条建议,包括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政策、法治、舆论环境,优化人才环境,改善融资条件,改善投资环境,放宽市场准入,完善信用担保体系等。提案引起强烈反响,被评为十一届市政协优秀提案。

  在2009年的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,我递交了两件提案,一是建议减轻中小企业税负,一是建议筹建中小企业互助银行,帮企业走出“融资难”困境。在2010年的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,我递交提案,呼吁政府帮助中小企业,提高后者对优惠政策的知晓度。这些建议也都引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。

  40年来,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我亲身经历了国家发展的巨大变化。

  我十分珍视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,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研究院,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企,无论是做职工还是当管理者,以及在担任市政协委员期间,我都努力奉献,并取得了一些成绩,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各种荣誉:上海市女职工标兵、全国与上海市统一战线两个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及四次荣获上海市“三八”红旗手等荣誉称号。同时,我研发的新技术、新产品先后多次获得了中国石化总公司、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等科技进步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上海市新产品奖等。

    但这都属于历史。我将不忘初心,时刻牢记做有益于社会的人。